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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网:郑永年:把中国实践解释清楚就是最好的理论研究

时间:2018-07-04单位:党委宣传部浏览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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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网7月1日讯(文/广报评论员张涨)对海内外任何关心中国发展、研究中国道路的专家学者来说,郑永年,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用自己独立而清晰的判断,为中国改革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在央视《将改革进行到底》《大国崛起》等政论专题片中,郑永年频频出镜亮相,侃侃而谈。

  近日,记者对郑永年教授进行独家专访。他就全面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州高质量发展等学界关注、读者关心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睿智见解。

谈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更强调顶层设计、更注重系统性的改革模式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提法的改革价值观、方法论有哪些创新意义?

  郑永年:全面深化改革,与以前的改革模式不一样。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改革要先易后难,先吃肉、肉吃完了再啃骨头。以前我们是哪里可以改革,就先去改革哪里。这也是一个必然途径,要循序渐进。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任务就是要找到突破口。因此,每个地方的改革都不一样,现在改到了一定程度、局部的改革完成之后,十八大以来就更强调顶层设计,要进行更加系统的改革。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机械地理解。有人统计,十八大以后,各个改革项目共有5000多项。这么多改革项目不是要同时全面出击,还是要找到其中的突破口。不同改革的进程和阶段是不同的。有些领域以前比较少触及,现在就要加速。

  比如,党政机构的改革。以前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主要还是着眼于政府机构改革,现在党政联动的改革,就是要把党的机构改革也考虑进去,通盘考虑。在这方面,广东以前有过探索。比如大部制改革、党政联动,在顺德等地也尝试过。

  再比如,法治领域的改革。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又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可见,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非系统性的改革到系统性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

  记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遇到哪些新问题和障碍需要克服?

  郑永年:第一个难题肯定是改革的难度加大了,要啃硬骨头。以前,改革更强调广度,现在则更强调深度和力度,要触动更多既得利益。从机构改革就可以看出来,光是政府机构改革就比较容易,要把党的机构也进行一体化改革,难度就大了,触动的范围也更大。第二个难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域要往纵深推进,统筹协调的难度也增大了。

  具体说到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改革方向越来越清楚。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的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在的改革方向更细化,主要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几个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十九大又进一步对“怎么改”进行了细化。

  全面深化改革,还要突出执政党的主体性。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也要通过改革来细化、深化。

谈高质量发展

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抓手还是要关注人才国际化

  记者: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广东、广州如何在具体实践上完成发展模式和动能的切换?该如何扬长避短?

  郑永年: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发展是硬道理。从十九大到2050年,确立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即实现全面小康,对广东来说不难;第二个阶段,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现在就要考虑,2020年之后要怎么做,要细化。

  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就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什么是质量型经济?就是要追求高附加值,不是简单加工、不能破坏环境,低附加值的也不行。

  广东、广州追求质量型经济发展,要着眼于全国。现在回头看,广东还是转型早的,先行一步了。过去广东实施腾笼换鸟,当时就提出了质量型经济,关注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追求高附加值。

  广东广州具体怎么干?一方面是要继续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就要促进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资源。

  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抓手,还是要关注人才的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看,广州不缺资本、技术,就是缺人才。以前是人才跟着资本和技术走,现在是资本、技术跟着人才走。整个世界竞争就是人才竞争。广州要吸引更多国际顶级的优秀人才,尤其是跟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人才。

  记者:在高速增长阶段,评价经济发展主要以GDP增速为指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怎样进行绩效评价?

  郑永年:城市高质量发展,不能与其他城市去强行比较。产业结构不一样,怎么去比较?

评价高质量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要根据不同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来制定指标。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要从城市个性上去考虑,关注附加值的变化。比如广州,就不能把新加坡的发展指标拿过来照抄,完全是两码事。

  此外,高质量发展还包括老百姓的感受。GDP很高,但是老百姓幸福感不强,也不是高质量。还有空气指标,有的老工业基地空气污染本来就很难治理,是不可能跟一个新兴的环保城市去比较的。在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上,有些貌似科学的东西并不见得真科学,僵化的、定量的考核不一定适用。

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学习欧盟经验,为国际资本搭建最优质的平台

  记者: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愿景是怎样的,您认为大湾区要发挥什么作用?

  郑永年:以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资源,这就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原因。11个城市要以市场机制来重新配置资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交易市场。欧盟对于欧洲经济发展促进很大,达到了体制上的整合。这几年欧盟出了英国脱欧等问题,但这并不是欧盟理念的失败,而是因为欧盟是主权国家组成的,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不一样,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建设的,我们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就是要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平台,不仅是为粤港澳三地整合资源,更要为世界资本流动搭建平台,吸收全世界最优质的资本、最优的技术。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平台,越来越紧迫。当前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如何打破这一局面,倡导自由贸易,要借助资本逻辑来进行。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源于一些国家的行政意图,但是资本逻辑很简单,就是要扩张、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集中。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平台的吸引力增强,资本自然会冲破行政的阻力。

  下一步,中国怎样倡导自由贸易,只有更加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落实这一理念,就要为国际优质资本塑造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必须建设能跟世界上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平台相竞争的平台,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最有条件的:有珠三角的制造业基地,有香港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有澳门的旅游业等,如果能够有效整合起来,对国际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

  记者: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特性,如何达到有效整合的目的?

郑永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上没有阻力,市场上也没有阻力,最重要的是克服行政阻力。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下实施,但现实情况是利益还要协调、体制尚待整合。只要这一个问题克服了,其他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如何加强与香港、澳门的合作,可以学习欧盟经验。三个关税区怎么整合?欧盟都可以整合。法律体系不一样?英国是英美法系,其他欧盟国家是大陆法系,一样可以在欧盟里对接好。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只要把法律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式就行了。关税区问题也是一样。只要在一国之内,不用重复注册,在香港注册公司就有权到珠三角开公司了,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先行先试。

  记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应当怎样定位,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每一个城市都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新加坡就是如此。

  广州也好,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好,在产业上、教育资源上等领域,都有很大作为空间。比如香港有很多好大学,只有一桥之隔,粤港两地完全可以整合大学资源。现在很多香港高校到内地来办学,有这个趋势了。未来可以直接让香港大学享受内地大学的待遇,学历互相承认,当然录取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试方法。

  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就是要减少资源浪费。香港有技术,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有很多世界领先的技术,但是市场不够大。粤港澳三地都在一国之内,要加强制度协调机制。欧盟也有跨国人员、货物、资金的流动,但是在关税区之间的流动,非常顺畅,这值得我们学习。国际上,这些打破体制障碍的经验已经很成熟了,欧盟主权国家能做到,粤港澳大湾区也能努力做到。

谈广州发展

探索自贸港建设,站位一定要高,这是为国家探索经验,不要局限为地方经济项目

  记者:您认为一个城市营商环境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广州如何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郑永年:营商环境,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上的自由,管制少一些。这也是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重视市场作用,政府是服务型的,广州还要向其他先进城市学习。

  同时,广州还要加强国际化,要给国际化人才专业环境、社会环境。比如,高端人才一般有家庭、有小孩,广州就有必要配套更多优质的国际学校,医疗也要国际化,配套很重要。

  记者:广州提出要探索自贸港建设,目前南沙自贸区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新加坡就是全世界知名的自贸港,对广州、南沙而言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

  郑永年:探索自贸港建设,不缺政策,需加强自由贸易的力度、深度。怎么看待自贸港的自由度,新加坡是个很好的典型。新加坡跟西方的自贸港概念不一样。新加坡是既存在规制、也存在自由,并不矛盾,实现了秩序之上的自由。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我认为要考虑试错成本的问题。建设自贸港,南沙就比较理想。因为它的体量、影响整体可控,区位位置、基础也很好。其实就国际上的自贸港的制度建设、治理结构而言,已经有很成熟的经验了。从阿姆斯特丹到新加坡、迪拜,就看怎么去学、如何与自己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实施。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定位问题。广州要加大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南沙探索自贸港建设,一定不要把它局限为广州范围内的一个经济项目,而是为国家探索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平台,站位一定要高。广州要认识到,这是在为国家探索经验,不是搞地方经济项目。

谈理论研究

广东是个出实践的地方,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特色的理论研究

  记者:对于当前我国的理论研究工作,您有什么看法?

  郑永年:广东和广州的发展经验,都需要用理论来阐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研究者把西方的理论抄来抄去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实践逻辑。这是学界要思考的问题。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定是先有实践,先关注实践,才产生理论。

  我们国家有大量丰富的实践。尤其是广东,是个出实践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特色的理论研究,广州也可以研究自己的经验。我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学者、记者,都能首先关注实践,把实践解释清楚,写成文字,这就是最好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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