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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全面依法治国为新征程夯基固本

时间:2021-01-05单位:党委宣传部浏览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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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12月28日报道(全媒体记者 谢绮珊、周裕妩、张冬梅)

  

刘素华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宪法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

  陈金钊 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科学研究院院长

  夏正林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广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第一个全面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针对另一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最大亮点就是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本期《理论周刊》特邀请国内知名理论专家,围绕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追求现代化的必然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看待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刘素华:国家治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选择的治理方式决定了国家治理成效。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治理经验表明,坚持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治理成本低,治理成效好。从国家长期发展看,要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制度和规则是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最好保障,而法治是最好的制度和规则。国家治理必须遵守已制定的法律确定的制度和规则,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实现人民至上。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已经能够保证各方面治理有法可依。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从国内看,能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法治让人们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结果,从而促进人们自律和规范行为,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从国际角度看,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建成行为规则,多边和双边条约的签订,对签订国产生约束力。坚持法治,能向国际社会传递我国的治理理念,让国际社会有信心到我国进行投资和贸易。同时也能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权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用法治对抗企图损害国际公平的强权行为,有利于维护我国利益和推进国际交往活动。

  陈金钊:在我看来,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至少有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法治、法制观念的发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和对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追求现代化的必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路径。

  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包含有对传统西方法治理论的超越。按照西方某些政治家的标准,法治需要满足多党政治、三权分立等必备条件。有人据此推论,法治与当下的中国无缘,因而,“法治中国”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这实际上否定了从现实国情以及文化传统,以独特的思维来设计、论证法治中国命题的可能性。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的法治实践以及围绕法治理论所开展的深入探讨都表明:法治中国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当今中国必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

  

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整个理论体系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习近平法治思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是怎样一脉相承的?

  夏正林: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实际上是三位一体或者说一脉相承的。从根本上说,人民性是“根”,科学性、实践性都是人民性的体现。一切为了人民,人民性是基本价值来源,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神。实践性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具体来说,现阶段推进法治建设就要落实到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科学性要在实践中坚持并得以体现,但根本上都是要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应该说,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整个理论体系。

  刘素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突出强调了国家治理要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方法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提高全党和全社会的法治思维的能力。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成熟、完备的标志。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十一个坚持”,内在逻辑合理,科学严谨,层层推进,体现科学性。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是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中国运用的具体化,体现其实践性。开宗明义强调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保证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根本点,也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法治及其他法治的根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表现,是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化。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其他八项坚持,都是在坚持前三项明确的方向和道路的前提下,分层次、分体系、分领域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具体要求。“十一个坚持”,既是重大工作部署,又是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路径。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赋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内涵,将第一个全面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看待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系?

  刘素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要清楚现代化国家的含义。现代化国家除了工业现代化,社会意识领域的精神文化现代化更是重要内涵。工业现代化能够用具体的硬性指标、有形的实物表现。而社会意识领域的精神文化是无形的但又客观存在的,其社会意识形成的精神文化三维环境直接作用于社会具体事物、具体人,决定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幸福生活指数的现代化指标。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思想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技术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经济制度现代化等。思想现代化是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两翼,政治、经济制度现代化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成现代化国家,只有上述各方面都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才代表国家进入现代化阶段。

  法治是社会意识领域的重要内容,同时直接表明国家精神文化现代化的水平,依法治国要求国家遵守已制定的法律规范来进行治理。法律规范包括确定的工业现代化的技术标准,也包括构成社会意识内容的、由法治思维形成的精神文化现代化,涵括思想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技术现代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现代化等。可见,建设现代化国家离不开法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全面依法治国作保证,否则难以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

  夏正林: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基本方式。也就是说,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我们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么实现、怎么建设?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走好全面依法治国这条必由之路。

  同时,“四个全面”不能割裂开看。就拿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正如总书记所说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所以我们要讲法治,必须将全面依法治国跟其他三个“全面”放在一起讲,辩证地看待。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总书记曾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括为“十个坚持”。从“十个坚持”到“十一个坚持”,如何认识这一变化?如何把握“十一个坚持”的内在联系?

  夏正林:我注意到一个重要变化是“十一个坚持”中新增了“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我看来,这是近年来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但并不是说它是突然提出来的,跟一直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都具有内在一致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等,实际上就涉及到涉外法治的问题。随着国际合作日益深化,必然需要加强国际法治合作,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才能更好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应该说,从“十个坚持”到“十一个坚持”,是兼具现实性与长远性的战略部署。

  “十一个坚持”内在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从宏观到微观、从面到点、从基本问题到具体落实,涉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方方面面。“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是具有统领性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说明了价值基础、力量源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解决了全面依法治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接下来,针对如何落实、重点抓住哪些方面等问题都一一作出战略安排,整体脉络非常清晰严谨。

  

法治建设离不开人,重在抓住“关键少数”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开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我们还面临哪些突出挑战?在实践中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陈金钊:如何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真诚对待法治,法治实现需要恒久的坚持。虽然法治必须由体制、制度、规范和程序等硬件构造,但硬件要想发挥作用,还须辅之以对法治理念、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法治是由法律适用所塑造的秩序,只有在真诚对待法治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改革的推进,也需要话语方式的转变。

  第二,认真研究“法治政治”,需要我们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目标、价值以及法律方法重新确定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找到实现法治的路径。法治政治的实现,不是单纯地依法办事的过程,我们需要在“结合论”中找到法治实现的方法论;认真研究“法治政治”在中国的特殊性;积极探寻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以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进法治建设等的方法。

  第三,用法治推进社会平衡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法治联系起来,就是用法治方式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法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常态的方式。从法学的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分解为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法治国家建设可以解决权力冲突;法治政府建设可以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法治社会建设可以解决权利冲突。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在避免权力和权利绝对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

  刘素华:制定良好的法律,必须得到良好的遵守,才能实现良法善治。今天我国已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建成较完善的社会治理的全面法律制度。当前依法治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实施现有法律的问题。

  在实践中,特别需要注意一些基层的知法违法问题。首先是一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不严格执行法律,不遵守法定程序,在人民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比如,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对政绩的追求,在行政治理中,存在违法强拆问题。其次,司法裁判中,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很多制度预防法官枉法裁判,但现实中,法院各种违法裁判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些不良现象都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违反人民至上的要求。

  同时,法律的实施是由具体的人执行的,没有好的干部队伍,依法治国就难以实现。“十一个坚持”中提到“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事关法律的实施状况,影响着国家法治进程和党的执政宗旨的实现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做好。

  夏正林: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让更多人树立法治观念,因为观念的转变是前提。我们现在讲法治,但实际上很多人对法治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还是不够的。二是要紧抓法治政府建设。把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换句话说就是管好政府、每个官员手中权力。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抓手。因此,我们才更强调抓住“关键少数”。

  归根结底,法治建设离不开人。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参与支持法治建设,其实就是要做到两点:一是尊重他人合法权利;二是依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是推动依法治国的关键力量,要守住底线,避免权力滥用。建议把干部任用考评都纳入法治轨道,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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