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理论建设高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召开

会议现场

2017年1月14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主办,广东省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承办的“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理论建设高端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多家学术机构的28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研讨会期间,精心筹备9个月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在委员会常务理事会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当选为学会首届会长单位,互联网驿站协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当选为常务副会长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当选副会长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8家院所当选位常务理事单位。

会议还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出任学会名誉会长,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和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利出任名誉副会长。

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广东省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是广东省唯一的省级公共外交研究基地,基地主任安然教授在致辞中介绍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华南理工大学留学生教育及广东省公共外交实践情况:广东充分利用广交会开展“广交世界,共赢发展,讲好广东故事”,利用国际教育学院平台开展“魅力广东,助我圆梦”来粤留学生交流活动,并出版了《广东公共外交协会理论与实践探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战略传播是为促进国家战略利益,综合运用行动、影像和话语,影响目标受众认知进而改变其行为的工具。他说,战略传播既可用于说服、压制对方,还可用于拓展关系、增进信任、推动和平。当下中国亟需战略传播的指导。为此,他呼吁构建大中华区战略传播学术共同体。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董关鹏教授认为,当下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人文研究传统过剩、科学精神缺失、原创理论匮乏、间接信源的“百度”学者流行、“事后诸葛亮”泛滥等五大问题,他建议在委员会应推动理论与实务并重,“道”与“术”结合,尤其要重视“临床”和问题导向的前沿研究。他建议通过共创精品课程、开办著作学刊、协力推年轻人机制、建设本领域慕课学堂等努力,推动本领域呈现“学术平台多元化、形式创新多样化、成长路径多维化、临床研究主流化”的欣欣向荣、繁荣发展局面。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郭建斌教授提出了“中缅印”大三角地区族际交往方面的研究构想,他认为跨境民族之间不存在跨文化的问题,反倒是汉族和他们之间存在跨文化的问题。文化认同没有界别之分,但有国家之别。对此,陈国明教授认为民族之间的传播也是跨文化传播。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可教授研究了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的议程与当地媒体议程的互动问题,发现领导人出访能够引起英国媒体较大关注,虽有量上的关联度,但是效果上不能达到期望值。他建议将问题导向、现实导向引入国际传播研究才能促进中国目前国际媒体的转化。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姜飞教授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存在两个悖论性问题:其一,“还没想好就出发了”、其二,“路走远了,不知道从哪出发的了”。走出这个悖论的下一个阶段,需要将智库建设和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这两种导向高度结合在一起,当前尤其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建立与国际战略相匹配的中国国际传播思想和概念。姜飞教授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指出国际传播理论建设的方向,认为下一个阶段应更多关注传播如何促进个体的自由充分发展,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生长点。安然教授赞同并从国际教育的视角补充,认为全球传播、公共外交也应该更多关注个体。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纪莉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为外国留学生设计的传播研究课程,认为如何向来华留学生传播中国的新闻传播体系、让他们发挥中国形象宣讲员的作用,构成了全球传播和公共外交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和战略传播除了主流媒体外是否还有其他载体”“现在的娱乐产业的发展推动的或者带来的跨文化产业的力量是什么”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雷蔚真提出公共外交研究应将临床研究和学理层面研究相结合。他把公共外交的本质阐释为传播,传播的本质就是与外交同构为一体。倡议把新闻传播学科既有的相关分支领域和相关研究的学者团结在一起,有机融合,建立一个结构型的社群。同时,应充分考虑与国际关系等其他学科形成有效对话。

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倪建平研究员以上海市文创产业竞争力提升为例,提出公共外交应重点关注其对外文化关系的传播的政治效果、经济效果,以此作为出发点和逻辑起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沈国麟以8家24小时英语新闻频道的网站新闻为分析文本的研究归纳出“全球民族性”的概念,它反映出民族国家政府设立的对外传播媒体面向国际受众,以国际语言对外传播,表达自己的声音,其中既有全球因素又有民族因素,而此处的民族和国家是同构的,是一种政治共同体。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韦路教授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格局,他发现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社交媒体空间信息传播格局的优势仍然存在,经济因素对信息发生量和话题相似性均是最重要的预测变量,地理距离主要影响信息发生的量,文化距离主要影响信息发生的内容。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瑛概括了国际传播研究转向,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正经历理论范式变迁、研究对象转向、研究方法更新。在东西方权力转移和本土化需求下,区域国别研究兴起:北美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拉美新兴经济体与中国、一带一路与中国品牌在欧洲、中亚地区信息权力争夺、南海国际传播等领域将成为研究增长点。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非教授认为:媒体外交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当中国全面崛起之际,以媒体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战争则再次浮上台面,对此美国与俄罗斯均有十几年的准备,美国的战略界对此称为:软实力中的媒体外交,俄罗斯则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媒体战争。媒体外交的来源主要是根据美国提出软实力之后,媒体作为其中的文化宣传一部分而单独提出。媒体外交与媒体战争都是利用自己的软实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或者让对方方寸大乱,然后再进行有效的进攻,这是在大国之间的另外一种话语权的争夺,2017年-2018年中美俄印之间的媒体战、媒体外交将会进入白热化阶段。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静教授认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公共外交主体及目标的重构。以城市为例,新出现的全球城市网络(globalcity network),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既可以通过加入这一网络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又可以在国家权力难以操作的地方,作为新的公共外交主体,弹性地发挥作用。从品牌国家到品牌城市,都有很多可研究之处。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于运全研究员提出全球化的走向对公共外交研究的影响、处于急速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好地与世界的沟通、新技术对全方位传播带来的影响、美国《反宣传法案》对国际传播的影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应表现出的姿态等五个问题。

大连外国语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张恒军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效果显著,但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形成共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必须是价值共识、内容共识和方法共识的相互统一。构建价值共识是为了回答为什么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基础;构建内容共识是为了回答传播什么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关键;构建方法共识是为了回答怎么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这是保证。

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赵雅丽教授认为传播的人就是一个意义设计师,传播的专长就是设计意义,她倡议学者探讨将意义活动从主体、目标、中介物/工具、社群、规则、劳务分配六个方面去建构分析,并提出能否以意义科学能否可作为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平台、跨文化研究的次领域有没有对话机制、能否用意义科学的构想建立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等问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庄礼伟教授提出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像一个熟人社会,存在众多的包括各国领导人到各国民众之间各种层级的熟人关系网络,因此在公共外交中应当既重视单向的大众传播,也重视具有双向性和非正式性(如闲话传播)乃至隐秘性的人际传播。跨国的熟人关系网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类似于熟人社会中的以伦理和荣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种关系网络中的双向式人际传播更容易建立彼此心灵上的联系和信任感,因此是公共外交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最后,作为承办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安然教授分享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与管理”的研究构想。基于当下的研究成果,安然教授将从孔子学院发展形态研究、在孔子学院传播影响力、孔子学院跨文化冲突管理研究、孔子学院跨文化领导力研究、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五个子课题系统研究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与管理问题。在讨论被关停孔子学院问题时,华南理工大学刘程教授认为问题被夸大了,应以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董关鹏教授则建议在孔院院长进行理论和语言培训方面做足功课。

广东省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罗德岛大学陈国明教授认为公共外交的本质就是交流。现在国外学者批评中国把文化当作商品,虽然现在花很多钱,公共外交基本上并不成功,而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会是不错的选择。此外,他提出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若想发展,必须理论与实践并重,缺一不可。

参与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长们针对今后如何协作开发研究课题、共同推动中国全球传播事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图文/国际教育学院)